大藏家的故事

天狼星

古董收藏不是随随便便干得来的。[em17]

东游西逛

有钱又有闲还要懂的专业的知识

氓卡

盛世收藏与名士藏家

　　1.5亿港币买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1.16亿港币成交明永乐释迦牟尼坐像，8533万元一件古董屏风，4260万元一幅傅抱石……2006年国内拍卖场上这些一掷千金的世界纪录，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把传说中的盛世收藏景观在我们面前放大到了极致。可是比照历史，如果这个时代最终产生不了真正有文化传承的大藏家，这种景观就缺少风骨，不过是热闹的数字游戏。

　　记者◎曾焱

　　中国的古玩收藏风气，公认以北宋末年、清康熙年间以及清末民初三个时期最盛。有说“古玩”两字自清代始，在这之前称为“骨董”，字面上“骨”取肉腐而骨存的意思，“董”即知道了解，存的和晓得，自然是古人所遗留的精华。这种解释更像是文字游戏。骨董作“古董”沿用至今，“古玩”两字也非清代才有，《元曲选·武汉臣·生金阁·楔子》的戏文中就出现过，一个“玩”字，写尽藏家们举重若轻的庞杂的生活意趣，却也消解于历史文化传承上的那点郑而重之。

　　旧时收藏，能沉浸其中的不外两类人:有钱人，雅人。新晋的官、贾玩收藏，不经年头难有雅名，一句“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讥讽的就是这种。收藏四个层次:一藏、二赏、三玩、四鉴，多了要好，好了要懂，还要有将所得传给后世不至埋没的心气，所以最终收藏能达上境的，多为有钱的雅人。从古代到近现代，书画、瓷器这些门类的大藏家历来首见于世家子弟。民国“四公子”: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个个在书画、诗词、戏曲、古玩上有过人之处，其中张伯驹和袁克文便是近代史上留名的大藏家。袁克文虽是袁世凯次子，却对政治不感兴趣，“志在做一名士”，很多回忆文字都说他工诗文，精金石，玩古籍善本，宋版藏书竟过百种。宋版书珍罕，从明代起就是以页来论价，百种宋版可见袁克文藏书之精，近代藏书史上没几个人能比，现存北京图书馆的宋刻本《鱼玄机集》就是他的旧藏。袁对宋刻本《水经注》的校勘虽被一些文人学者贬为“谬论”，但在当时也成一家之说。

　　同为贵胄入收藏，张伯驹的境界又高出许多，据说他当年将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多卷《资治通鉴》能从头篇讲到末尾，收藏字画则以眼力、魄力过人闻名，自认“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用现大洋4万块买下晋陆机的《平复帖》，黄金240两购隋展子虔《游春图》卷，一件天下第一帖，一卷存世最古的画，归属都轰动一时。4万块大洋是个什么概念？有文章记民国时清华法学院的院长陈岱孙先生，说他月收入400多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万元，那么仅从面上数字折算，70年前张伯驹为购长不足一尺的《平复帖》用去400多万人民币，这真是普通人不能想象的天价。

　　文人是承继收藏传统的另一脉。历代著名文人，收藏古籍善本有大成的居多。文人财力不如世家，不少却能由藏而鉴，成大家学问，在文化传承方面体现了收藏的重要一脉。民国傅增湘，官至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下野后闭户研书，人称二三十年代北平文化界雅人的标本，“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他收藏宋代至清朝古籍善本总数在20万卷以上，其中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和宋刻本《资治通鉴》被视为绝世之宝。傅增湘同时还是目录学家、校勘学家、版本学家，“海内外之言目录者，无不以先生为宗”。

　　民国时期大文人里，鲁迅、郑振铎也是古籍大藏家，1933年两人曾一南一北，合作编印了《北平笺谱》。郑振铎每日到琉璃厂淘找笺样，整理后用包裹寄往上海，鲁迅勘选了再寄回北京，由郑振铎交老字号荣宝斋刻印。这本《北平笺谱》，加上1936年出全的《十竹斋笺谱》，把我国濒临失传的传统木刻水印工艺从故纸堆里抢救出来。郑尔康在《我的父亲郑振铎》中还写了一件旧事:郑振铎研究宋元以后平话小说，想看看《西湖二集》，写信问鲁迅先生有没有藏书，没想到随回信收到大包裹，里面是半部明末插图本《西湖二集》，鲁迅信中说他现在不搞中国小说了，这书留在手边无用，于是相赠。两大文人之间这样的遥相唱和，和名士雅集共赏唐诗宋词晋文章的境界并无不同。

　　当代大收藏家王世襄老先生说他自己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藏家的最高境界应当也在这8个字上。“由我得之”不易，眼力、财力、魄力都需齐全，“由我遣之”更不是一般藏家能做到，有了私藏为公的心气，才有千金散尽的大气。1952年张伯驹将《游春图》捐给国家，1955年又将《平复帖》和多年收藏的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等罕世珍品一共8件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奖金分文未取，留了一纸奖状。1942年，大藏书家周叔先生在他手订的书目上留书子孙，“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10年后平生所藏2000多册珍贵的宋、元、明清刻本、抄校本全部捐给国家。如今拍卖场上那么多志在必得的面孔，不知道有几人日后对周书先生的留书能够感悟。

　　听大藏家的故事，看他们的心得之作，即便是不专此道的人，也能从中感到一种沉着的趣味。古董对于不识其品质的人，仅仅是与其历史价值、市场价格相关联的奢侈占有，是身份的标识，在专家掌眼下，藏家跳过了淘选过程的历练，日后如不能续接把玩回味的日程，古董的“懂”或古玩的“玩”也就难有体现，这种境况中的古董往往会让占有者心随物乱，得失皆输。而对于识得的人，必定不只是千金万银可以衡量的，能寻得一宝虽然也怦然心动，但那是见识的修养所至，更有延续性的修养还是在日积月累的把玩中、在同道的相互品评中滋养出那种怡然会意的趣味。历来的大藏家似乎都能在收藏把玩中感受到那些古董向外渗透的一种沉着自定的历史力量，那是一种传衍和召唤的力量，最终成就的是识物知天的心性。

氓卡

 

张宗宪：拍场间的“NO.1”

张宗宪并不介意被称为“生意人”，相反，如果听到“非常诚实的生意人”的评价，他会更开心。“中国瓷器和近现代书画收藏大家”与“古董商”之间的身份切换，只是旁人看他时的困惑，这个出身于旧上海古董珠宝商家庭的三少爷，压根不会被这些困扰。他是年少时出没十里洋场的风流公子，花钱胜过挣钱，有败光自家百货公司的记录，注重外表的每个细节且持之以恒，至今仍得意于自己“从13岁开始就这样”。他也是20岁只身闯荡香港，从经营服装转到古董生意，完成财富原始积累的创业者，轻描淡写带过吃的苦，他会说古话里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记者◎王鸿谅

　　上世纪60年代末，年届40的张宗宪看到了国际和香港地区部分古董行情之间的差价，从此生意经里多了一个名词——拍卖场。一开始只是看客，“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英语糟糕到“He与She不分”，会把“我请你吃饭”说成“I please you eat rice”。等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拍卖业分别在香港和内地起步并迅猛发展，已经年届60的张宗宪，秉承着自己做古董生意“看得懂还要买得到，买得到还要卖得掉，卖不掉还要摆得起”的规则，在随后20年里，在拍卖场这个文物流通平台上赢来了名气的最高峰值。具备传播力的不仅是他在拍卖场上的买卖——时常创造“成交最高价”，舍得顶出“天价”买进，他的藏品也能拍出“天价”卖出——还有他的率性，比如每每“在异性陪伴下出入拍场，必定坐在第一排，必定拿着一号牌”，圈里很多人奉行的低调内敛，在他这里完全不起作用，某一次的上海朵云轩拍卖，他“拍到兴奋之际，居然踩着椅子，坐到椅背上频频举牌”。每次竞拍成功，他最喜欢的，就是听拍卖官念出他牌号的那一刻——“NO.1”。

　　“张员外好古”

　　年龄并不是张宗宪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依据，他因此也不喜欢听人强调现今的岁数，80岁又如何？他会戏谑又不无认真地标榜自己“身体好得很”，“能玩，能睡，能吃，还能生儿子”。这并不单纯是若干年来每天一盏冬虫夏草就能带来的底气，更重要的是心态。1月25日，在上海某黄金地段的居所里，接受采访的张宗宪身穿立领的彩虹色竖条纹衬衣、棕色暗红条纹格子裤、黑白相间夹克毛外套，朝脑后梳得一丝不乱的发型，还有一副兼具近视老花双重功能的碧绿色眼镜。他说来也不无得意，“这样跟外国人打交道，他们都喜欢我，生意就很好做，别人100万才能买的，我80万元就能买到”。至于那副碧绿色眼镜，他会说“因为我的眼睛太迷人了，所以要弄个东西遮起来”。

　　他承认家庭环境潜移默化影响自己走进古董行当，他的祖父张揖如和父亲张仲英都是苏州名人，前者是近代竹刻大师，后者闯荡上海做古董生意，18岁当上掌柜，在五马路开设“聚珍斋”古玩珠宝行。到张宗宪这辈，兄妹4个，他生于1928年，排行第三。小时候家人各自分开住，对父亲的生意并没有什么概念，直到战乱，一家人聚到上海的租界住在一起，“看着店铺里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和货”，这才算对古董行有了直观感受。那时的古玩生意，算不得太风光，张宗宪说，“别人看来也不过就是旧货摊”，“做古玩生意的人，上海叫‘掮客’，北平叫‘跑河的’”。至于自己，张宗宪说是“跑单帮的”，“因为我从上海去北平淘货，走得距离远”。

　　张宗宪有悟性，开始“跑单帮”也不过十几岁。只是他的兴趣并不全在做生意，所以16岁那年父亲给钱让他回苏州开百货公司，他可以吃喝玩乐把公司迅速败光，接着延伸自己对于娱乐业的兴趣，开剧院，拍电影，做服装，他自己也笑，“做过很多，没一样做得好的”。1948年算是张宪宗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年仅20岁的他离开上海，带着美元加港币全部140多块的家当只身闯荡香港。再回顾这段创业史，张宗宪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他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只钢笔放在桌上，说这就是自己初到香港时候的样子，用他那带着苏州口音的谐音，钢笔念出来就是“港瘪”，他笑着解释，“既然到了香港，那就是香港的‘小瘪三’了”。起初混迹于香港的摩罗街，做的是服装生意，每天吃最简单的饭，两顿一块钱。

　　上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内地的时局变换，随之而来的变化，就是香港地区成为中国文物流通的重要场所。张宗宪在1951年开设自己的第一个古董店“永元行”，关于本钱，流传有一个显示他胆识的故事，说是他向北方商人梁雪庄借了10两金子，梁雪庄人称三爷，向来不借钱给人，或者以金子为计算单位，不管时局和金价如何，都按金价还清。当时的10两金子约合2700港币，拿到钱的张宪宗立刻与在上海外贸工艺品公司工作的父亲接上线，汇去港币3000元，买来一批旧工艺品。这批货旗开得胜，很快就卖出去80%，收款1万港元，还清了梁三爷的借款。这也被认为是张宗宪在香港时来运转的开始。

　　现在的张宗宪，时常戏称自己是“张员外好古”，不过他更坦言自己喜欢热闹，古董生意也帮助了他的交游广阔。这么多年下来，对于别人觊觎不已的丰富瓷器和书画珍藏，他并不会花什么时间爱不释手，也不会费力气记住那些又长又拗口的专业名词，即便是他藏品中先后拍出过天价的“雍正青花五蝠九桃纹橄榄瓶”或者“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圆碗”，他都会简单用“那个瓶”、“那个碗”来指代。“再好又如何？不能抱着吃抱着睡。”相反，他更愿意把这些时间用来交结朋友，以及花心思布置他2002年在苏州买下的一座园子。

　　2002年他以近1000万元的价钱购得苏州口金德园后，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更名“张园”。北方皇家园林中的大量要素被借入其中，如大量的朱红色，走廊、大厅、亭子等处的彩绘等;二楼则完全是现代 装修风格，塑钢窗代替原来的雕花窗户，各种现代材料被引入。张宗宪说这些全部是自己的创意，他不在乎别人说“不伦不类”，要的就是“独一无二”。张园的改建还在进行中，用张宗宪的话说，“想到哪里就改到哪里，不喜欢就继续改”。

　　安排好了1月26日中午返回香港的行程，并不妨碍他25日在上海的丰富安排，“上午本来是个神探的饭局，结果我没找到地方，就懒得去了”，下午是另一群朋友聚会，晚上在他的居所里，还有一个饭局，列席人员身份各异，有沪剧名角、书画大师、滑稽戏名角，还有牌友。他上海的这一处居所，宽大的 客厅有明显的功能分隔，一侧是摆放宽大沙发和电视的区域，另一侧是摆放可供10人环坐的大圆桌的进餐区域，再延伸，临着观景阳台的空间，摆放着麻将桌，他说自己不爱打牌，不过这并不妨碍他邀请朋友们来尽兴。张宪宗戏言，自己家里就是“张氏俱乐部”，“每天都很热闹”。记者所见到的这场聚会，他的朋友们也是自得其乐，用餐后，打麻将的打麻将，看电视的看电视。至晚间20点左右，客人陆续告辞，记者告辞已过晚间22点，房子里的麻将酣战还在继续。

　　拍卖场的规则

　　从他40岁开始，张宗宪回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内地的“文革”运动对香港地区也有所波及，他开始接受一些朋友的委托，跑到欧洲收货，跟犹太人打交道，发现了中国文物的行情差价，也意识到了作为国际通行的文物流通平台——拍卖场的价值。那时候国际拍卖场里还看不到中国人，张宗宪认为“一方面是语言问题，一方面是还没有意识到行情”，“中国拍品的价格在英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都还没有起来”。张宗宪会感叹那些犹太人的精明，然后戏谑地说自己就是“中国的犹太人”。

　　第一次踏入拍卖场是1968年，伦敦的某一场拍卖会，不过只是看客，“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他记得那一场的中国拍品最贵的也只有800英镑，其余的也就几十英镑，不过现在这些东西都价值几千万了。这种买卖方式让张宗宪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开始频繁出入欧洲国际拍卖场，都是“单枪匹马”闯天下，国际拍卖场的路走得不容易，“刚开始站在一个地方，结果被人赶开，说这是本国人的位置，外国人在那边，抬头看标识，哦，这是本国，那是外国，赶紧用笔在纸上记下来”，他会记下来的甚至还有拍卖场里的路线图，“哪里进，哪里出，怎么走”，不同国家里拍卖场的规矩，他用这样的笨办法一点点累积。

　　张宗宪的资金在拍卖场和自己的古董行之间保持了畅通，并不断增殖，所以也让他很有底气地描述自己的古董生意经——“首先要看得懂，然后还要买得起，买得起还要卖得掉，卖不掉还要摆得起”。在张宗宪看来，要玩古董就必须要实打实地买，这是入门的“学费”，他自己这么多年也是交过学费的，至于买卖之间的升值，凭的就是眼力了。在卖方面，张宗宪骄傲于自己的“货真价实”，明码实价开价，不管价码多高，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买卖是双方间的愿打愿挨，“绝对不会用假货坑人”。他也有不会轻易出手的东西，身边的朋友说，那必是“毫无瑕疵的‘全美’精品才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张宗宪则说自己各种品类都有所涉猎，不过他最为出名的，还是宋明清三代的官窑瓷器收藏，以及从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近现代书画收藏。

　　瓷器收藏名声的传播契机，是1993年6月伦敦的“张宗宪中国陶瓷收藏精品展”，118件展品的价值让圈内咋舌，比如其中的一件古月轩彩瓷“清乾隆珐琅彩桃柳争春双燕图碗”，据说仅有故宫、英国伦敦大卫德基金会、台北鸿禧美术馆各有一件。张宗宪说，这个展览是佳士得公司一力承担的，“为了给我做生日，让我高兴”。当时他的很多藏品都从香港地区运到了伦敦，存放在佳士得的仓库里，“仓库很大，收费也很贵，不过他们对我是不收钱的”，展览的费用和具体事宜全部由佳士得负责，佳士得公司还在展览结束后，推出了《云海阁藏中国陶瓷精品》一书，发行3000本。这次的展览也让张宗宪“很开心”，“原来自己也有名气，不过展览过以后，好像名气一下子变得特别大，当然是好事”。

　　至于作为国际拍卖行的佳士得，为什么要如此讨好张宗宪，圈内行家一语道破:“像张宗宪这样，有珍贵藏品，既会买进又会卖出，能不断带来丰厚佣金的藏家，是最受拍卖行欢迎的。”国际拍场打磨来的经验，使得张宗宪在80年代末香港拍卖业、90年代初中国内地拍卖业起步的时候，迅速占到了先机。先是香港地区，在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两大拍卖行眼里，张宪宗都是关键人物，他深谙拍卖场作为流通平台的种种价值，因此也不遗余力为起步的拍卖公司“捧场”，比如1992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将张大千的《灵岩山色图》顶至429万港币，创下当时中国近现代字画的市场最高价;另一件陈逸飞的油画《浔阳遗韵》，从30万港币起叫后，被他顶至137.5万港币。

　　“天价”买卖，乐在其中

　　1993年上海朵云轩的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让参与者印象深刻，张宗宪手持一号牌亮相拍场，第一号拍品是丰子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起拍价为2万元，因为是首拍，内地买家出价都很慎重，“不过几百几千地往上加”，而张宗宪“一开口就上万地加”，最后将此画一路顶到11.5万元，创下当时丰子恺作品的最高价。最后一件拍品是王一亭的《皆大欢喜》，张宗宪同样将价钱从5万元顶到12万元。1994年中国嘉德公司在北京举办第一场拍卖会，第一号拍品是吴熙曾的《渔乐图》，底价7000元。同样手持一号牌的张宗宪率先出价:“今天是嘉德的首拍，我出1.8万元，一拍就发！”场面顿时活跃，张宗宪相继加价，2.8万元、3.8万元，直至加到8.8万元，这种尾数带8的出价方式，张宗宪后来也一直作为特点保持下来。张宗宪博得头彩，这场拍卖敲响第一槌的是鉴定大师徐邦达，张宗宪说也是他专门帮嘉德请来的，要的就是这种面子。

　　张宗宪至今仍很得意他在朵云轩的第一拍，“那个‘日出东方’的画被我顶上去后，丰子恺画的行情才一路升了起来”。他在中国近现代书画收藏方面的名声，这算“眼光独到”的一个起点，真正形成类似瓷器一般的轰动效应，则是到了2002年6月香港苏富比公司为他在上海举办的“张宗宪中国近现代书画收藏展”，208幅展品囊括了齐白石作品108幅，张大千、林风眠、徐悲鸿、傅抱石等17位名家100幅。这些都是90年代以来他行走拍场的收获。根据拍卖行提供的数据，1993年朵云轩拍卖，他总共买下价值200多万元的拍卖品，约占全部成交量的三分之一，成为头号买家。1994年，北京翰海首拍，他一口气独自拿下1600万元的拍品，占全场拍卖会成交额的一半。而张宗宪自己坦然承认，拍卖会的数字，很多都是“帮衬”而已，他解释，内地新成立的拍卖行因为没有把握，一开始都会先把拍品拿给他过眼，在估价的基础上，由他定一个价钱。不过也有例外，张宗宪说，“嘉德的某次拍卖，有个东西我签协议的价钱是24万元，结果后来一路竞拍到95万元，我看着拍卖方的脸色都不对了，怕他们不好交代，就没有顶下去，让给了别人”。

　　在拍卖行的游戏规则里，张宗宪早已经游刃有余，圈子里的人评价，张宪宗是“什么都摆在明面上”人，也是“自己制定规则，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比如拍场上看似满不在乎的竞拍，其实张宪宗私下做足了功课，“他首先会要求拍卖公司对于拍品保真，其实拍卖行是不承担保真义务的，唯独对于张宗宪会例外”，“对于看好的东西，事先他至少会给10个相关的专家打电话，听意见，如果有一个人有不同看法，他就会另选拍品”，“拍下来之后，他还会再给至少10个人打电话，问意见，一旦有人态度犹疑，不出多久，这个拍品就会再次回到拍卖场上”。

　　而那些打着捡漏的算盘，想低价获得张宗宪那些在拍卖会上没能成交拍品的人，往往会异常失望，通常的规则是卖主和拍卖行都乐于在低于拍场价的基础上做一些折扣，将拍品卖出。张宗宪却是例外，他的开价不降，反而倍数上升，别人质疑，他却坦然:“拍卖场上是什么价，那是拍卖场决定的，现在来买，东西是我的，价钱就由我来定！”关于他的特立独行，圈子里也有不少传言，不过张宗宪都不在乎:“我不求人，不怕人，赚钱是我的本事！”所以，张宗宪在谈到内地拍卖行业的时候，也毫不避讳苛刻的评语，“只有三个字——气死人，现在的市场很畸形，不按行情、不按市场的规律来做”，“我这样说肯定有很多人会骂我，”他笑，“不过我也不怕得罪人。”

　　除了在拍卖场上的风光买入，张宗宪对于自己藏品的卖出同样有心得。他懂得选择时机，甚至是旁人看来并不怎么好的时机。1999年和2000年，张宗宪委托香港佳士得做了两次专场拍卖会，两场专拍几乎所有的拍品都得以高价拍出，成交金额上亿港元，为当时陷入疲弱的拍卖市场带来了生气。尤其是“雍正青花五蝠九桃纹橄榄瓶”，以1104.5万港元成交，创下清代青花瓷器最高价。这一业绩让佳士得的林华田很快晋升至亚洲区负责人，林华田说“没有张宗宪，就没有现在香港佳士得的林华田”。同样，香港苏富比的朱汤生在《苏富比二十年》一书中，也特别感谢张宗宪的支援。

　　2006年苏富比春拍，拉开序幕的就是张宗宪珍藏的中国近代书画拍卖专辑，精选58幅画作，拍卖总估价7000万港元。因为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内地书画拍卖市场出现滑坡，所以也使得各方对这场春拍诸多猜测。而张宗宪自己的解释，“一个是苏富比想给我庆祝80岁生日，一个是香港苏富比也正好成立20年”，最后的拍卖结果，拍品中三分之二顺利成交。2006年底的苏富比秋拍，张宗宪再次拿出自己的瓷器藏品，其中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圆碗”被他的妹妹张永珍以1.5亿港币的“天价”拍走，再次创下拍卖场的传奇。至于经过拍卖场卖掉的瓷器和书画藏品占到他全部收藏的多少比例，张宗宪显出了商人的精明，“这个才是秘密，就算是亲人我也不能说”。-

氓卡

叶承耀的明式家具收藏，赶上了资本主义给他创造的机缘巧合，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香港买手在全球范围内搜罗真品以求获取利润，市面上的明式家具多式多样，价格合理。香港还是全球的黄花梨家具交易中心。

　　记者◎苌苌 人物摄影◎单增辉

　　淡水湾的坡道上，一辆橙色的敞篷Mini Cooper出现在视野中，当它驶近时，挡风玻璃后驾驶座上的人的一头华发若隐若现。在半山腰这幢高档公寓，邻居称呼他为叶医生，这是叶承耀最早获得社会认知的身份，而真正令他名满香江的则是他的古董家具收藏。

　　2003年9月，纽约佳士得举行了一场大型明式家具拍卖会，68件拍品全部来自叶承耀的珍藏，最后拍出40件藏品，拍卖成交总额约为2262万港元。其中成交最高的3件家具分别以200多万港元拍出，包括明黄花梨三屏风独板龙纹围子罗汉床、明黄花梨灵芝纹衣架和明黄花梨两卷角牙琴桌。然而4年后，一提起这场拍卖，叶承耀心中便升起无限遗憾。

　　进入“敏求精舍”

　　叶承耀祖籍福建，他的名字按辈分来自祖先叶光大所写的一副对联中的一句:“光明正大承家法。”爷爷是上个世纪初最早来香港的一批移民，后来成为一个殷实商人，曾经拥有九龙弥敦道几乎整条街的房子，但家道逐渐中落，叶承耀记得到50年代末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正赶上家族分家产，每人只分得几万港币。叶承耀后来通过优良的教育和后天努力在社会地位上晋阶，在香港大学念到三年级时，考入伦敦大学医学院，在伦敦和美国行医几年后，又去哈佛念到医学博士。

　　1965年，32岁的叶承耀回到香港开了私人诊所。几年后，手中有了闲钱，就跟着两个叔父玩收藏。他的五叔父收藏古玉，七叔父收藏瓷器，1971年五叔父过世时，把收藏的古玉和书斋号“攻玉山房”一并传给了他，不久后，叶承耀成为“敏求精舍”的会员。

　　“敏求精舍”是香港的一个文物收藏家组织，是成立于1960年的民间社团，全部由男性商界或其他行业精英组成。吸纳会员的标准以入会门槛高、会员少而精著称。据叶承耀介绍，现有会员40多名，最小的30多岁，年龄最大应该是93岁的实业家利荣森，他的收藏范围从字画到古玉、青铜器等。重要成员还包括，来自上海做暖水壶生意的范甲;以收藏鼻烟壶为主的皮肤科名医邓仲安，以及已故的罗桂祥博士，以经营维他奶起家、70年代苏富比登陆香港时，罗已是重要买家。“敏求精舍”有私人会所，每月定期午餐，交流心得、鉴赏文物，经常在世界范围内做展览，而展览的水准甚为业内人士重视。“前几年，故宫博物院庆祝75周年，我们庆祝40周年，办大型展览，自己印目录，这样的图鉴和书已经有50多本了。”叶承耀说，他曾经担任过两届“敏求精舍”的主席，最早的主席胡惠春(仁牧)先生是瓷器收藏大家，对陶瓷器有非常广博的知识，他的藏品有不少是他从上海南下香港时带来的。

　　三四十年代，上海曾经是中国艺术品主要的收藏重地，当时的知名收藏家吴湖帆、钱镜塘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只能通过在香港的熟人把收藏一一拿出来出售，时势将香港地区造成中国艺术品收藏界的重要集散地。而从上海过来的收藏大家胡仁牧、仇焱之这些人几乎影响了近40年的香港 艺术收藏走向。“胡仁牧先生是银行家，他常常拿着金条在世界各地买古董，挑选和保护都非常讲究，租飞机运回来。”叶承耀说，“他对瓷器懂得相当透彻，当时觉得上海人比我们这些广东人有文化。”上海收藏家的品位如细雨润物般影响着香港收藏市场，自1973年起，苏富比拍卖行常常举行瓷器拍卖，又扩展了可供购买的古玩的范围，种类几乎月月不同，叶承耀最早的收藏也是从瓷器开始。

　　在70年代，“敏求精舍”成员是最活跃的一批中国古玩收藏家。香港地区的藏家数目一向很多，其中也不乏外国人的参与，瓷器收藏的价格居高不下。此时，尽管叶承耀已是皮肤科名医，但财力仍远比不上银行家或者有家族财团支持的收藏家，于是将收藏的重点集中在当时售价相对便宜的字画。2005年，北京嘉德拍卖会为叶承耀的92件古代和近现代书画设办专场，其中一件3米长的黄宾虹《山川卧游图》是他于1980年购得，最后以638万元人民币刷新黄宾虹个人书画作品拍卖最高纪录。

　　1985年，叶承耀看到香港三联书店发行的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立刻对这类收藏感了兴趣，并且迅速地从无到有——他大部分藏品购于其后的两年，成了世界上拥有明式家具最多的藏家，即使在纽约拍卖会后，他手中仍有百余件藏品。

　　专注明式家具收藏

　　从客厅，可以俯瞰光辉闪耀的浅水湾，窗帘挡住了从海湾反射过来的光线。客厅里，摆放着一张乾隆年间的宫廷用双龙捧寿描金紫檀长桌，繁复的雕琢带着洛可可风格的影响，一对明代的黄花梨缩背玫瑰椅，乌木的架格是他从菲力浦·德·巴盖(Philippe De Backer)手中买下来的，去年它刚参加过这个比利时收藏家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明代家具收藏展，一张清末民初的七巧桌，由7个大小不同的三角形桌子组成，可以任意摆放组合。这都是叶承耀最新的收藏，其他大部分的收藏品，储存在一个恒温恒湿的有专人看管的仓库里。

　　当年王世襄先生收藏明式家具时候，有一种时代造成的机缘巧合。60年左右，明代家具都集中在北京一个叫鲁班馆的地方，最好的家具拆开卖掉，他看着着急，天天去，以买木头的价钱淘了很多家具回来。而叶承耀的明式家具收藏，也赶上了资本主义给他创造的机缘巧合:“我买家具时正赶上明式家具收藏的黄金期。”叶承耀说，“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香港地区买手在全球范围内搜罗真品以求获取利润，市面上的明式家具多式多样，价格合理。香港地区还是全球的黄花梨家具交易中心，我就在这些家具尚未流向世界时，抢先一步把它购到手。”叶承耀的收藏大部分是从香港有“黄花梨皇后”之称的伍嘉恩女士手中购得。伍嘉恩是明式家具交易的行家，她在中环的家具店Grace Wu Bruce是家具博物馆专家、收藏行家来香港必到之处，后来得王世襄题起的中文名“嘉木堂”，去年菲力浦·德·巴盖在故宫的展览，也是由伍嘉恩一手安排。

　　另外一个收藏的途径，则得益于叶承耀在世界各地的游历。他很喜欢的一件紫檀雕花炕桌是从美国新墨西哥州购得的。“原来的主人上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中国居住，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带回来的几件家具拿出来，在当地拍卖，价格不高，我看上是觉得小桌子制作得十分精良，后来才知道这个炕桌是一对，另一只在故宫。”还有一次，叶承耀在美国联系展览事宜，去了西雅图，西雅图博物馆的女馆长刚从耶鲁大学过来上任。“我去之前，刚有一位先生去联系做一个小的文物展，是关于文房书斋用品的，收藏家许诺，如果展览做成了，就把一张明式琴凳送给博物馆做收藏。后来博物馆还是决定不做那个展览，做瓷器，把凳子还给了他。那个收藏家就很生气，我从他手里买下了那张琴凳，扛回香港。那个女馆长后来嫁给了比尔·盖茨的爸爸，你看，她不要我们的老木头，她要比尔·盖茨的爸爸。”

　　有一年，叶承耀听说一张稀世的琴桌到港，但始终没见到实物，也不知道被谁买走了，过了几年，他去伦敦，在一家古董店里看到了这张琴桌，马上买了下来。“老板说我买东西可真快，我当然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可惜的是，后来在纽约被拍走了。”一提到那场拍卖会，叶承耀的眼神就暗淡下来，“不过还好啦，听说是被一个香港收藏家买走了。”叶承耀说他进入老年后，心里没有安全感，想多存点钱养老。可能多少还受了他加入“敏求精舍”时的主席胡仁牧的影响，去世前几年，胡先生把许多收藏捐给了政府的博物馆，经常把《道德经》里的一句话挂在嘴边“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但叶承耀却发现自己并不能那么洒脱，有时像想念老朋友一样想念那些家具。

　　叶承耀现在仍然会从拍卖会购买喜爱的藏品，比如那张宫里的长桌，是从纽约拍回来的。“以前没有拍卖会，一件20万元的东西，几个月后涨几万都是正常，但现在有拍卖会，你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一下拍到100万元，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你买不买？”刚开始，他曾经很集中地收藏明黄花梨家具，因为觉得“简洁清雅、纹色漂亮”，至于一些明式家具收藏家不感兴趣的清式家具，他则从精雕细琢的极品中找到收藏的趣味。“我收藏的一个出发点，是尽量全。整个明朝系列桌椅床凳都收藏齐了，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叶承耀说，“早前我去欧洲，看一位老先生的收藏，都挺好的，唯独没有床。他说家里不够大，太太不准买床。我就觉得好笑，没有地方放，可以放在仓库啊。王世襄家里被家具堆满了，夫妇俩睡在一个明式柜子里，那是大收藏家。”

　　叶承耀觉得做展览是比放在仓库里更好的“保管”，因为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文化的精粹。他的第一个家具展在香港大学举办，后来参加“敏求精舍”的群展，他的家具去过美国、欧洲，今年11月，他将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家具展。另外一种“保管”是出借，因为和董建华夫人的弟弟熟识，他曾经把家具出借给特首府。现在，仍然有50多件家具放在澳门东亚运动会的贵宾厅。

　　平日里，叶承耀阅读的报刊书籍以英文为主，收藏图录上，他对古董家具的研究心得也是用英文写的，他希望能碰到懂古董家具的人来翻译。他提到，明式家具在中国还被很多人当作实用艺术的时候，外国人已经把它看做是消失的艺术。他很喜欢吴冠中有次在西方参观博物馆时说的一句话:“在这里放一个名师的椅子，不会不合适。”“我有段时间想写明式家具的历史，用功了3年，我觉得还是找人写比较好。”叶承耀说，他找到中国佛学院的考古专家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人写了早期家具研究的书，从商州到元代，后来又找朱家写明清家具的书，但朱先生去世了，书就没弄完，“我希望今年11月做展览的时候，我的图录可以和这本书一起出来”。